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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www.4166am.com 2019-10-25 13:30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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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祖诒眼中,西太后与光绪帝的关联是乙丑变法最大的弱项吗?你怎么看?

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涉及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文教、社会生活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但是,这场变法维新运动,引起了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守旧势力的拼死阻挠、反对、破坏和镇压,改革以失败告终,社会历史回到愚昧落后状态。对这段历史进行具体分析,会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问题:在康有为眼中,慈禧与光绪的关系是戊戌变法最大的败笔吗?你怎么看?

国势危难

回答:

戊戌变法前,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从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接连失败,使清政府兴办了三十五年的所谓“洋务新政”彻底破产,清王朝腐朽反动面目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掀起瓜分狂潮,亡国灭种的危机急剧加深。“外患内扰相通而至”的危险形势,促使许多“国人之迷梦亦渐醒”。(丛刊《戊戌变法》年轻的光绪帝是一个惊醒过来的有识之君,“决然相信中国需要改革,以提高中国的地位,能跻于世界强国之林”,“不欲为亡国之主。”(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他在上谕中写道:“时局如此,国势如此,必须变法自强。”(《光绪朝东华录》第19页。)正如容闳所说:“中国政治上存亡危急之秋,适维新潮流澎湃而来,侵入北京,光绪帝受此奇异势力之激动,遂奋起提倡维新之事业。”(丛刊《戊戌变法》光绪帝为了维持其垂危的统治,不采取政治改良,感到“不足以图存”,不能“团结人心”,缓和与“后党”的斗争。他这种对变法的积极态度,给维新派带来了很大希望,对慈禧纠集群顽专权祸国则产生了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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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在反对封建顽固派的斗争中,看到了洋务活动的弊端,为自己民族的屈辱,人民的苦难倍增感慨,“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孙中山在《革命原始》一文中叙述,中日甲午战败,“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他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建议,并且要求会见李鸿章,遭到拒绝,这次上书的失败,使孙中山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敏锐地感到,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一再遭到列强侵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主要是数千年传统政教风俗的腐朽、衰败所致。于是他们以“救亡图存”为己任,致力改变中国近代落后、黑暗的社会面貌,不辞千辛万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声疾呼,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病,进行无情鞭笞和深刻揭露。他们从“不变则亡,全变刚强”的认识出发,要求进行一次根本的改造,渴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使之“屹然自立于天下。”并尖锐地指出:“中国自强第一之阻碍,即在太后,政府之腐败昏迷,皆太后致之。”(《慈禧外记》第140页。)警告慈禧和顽臣们,若不当机立断,及时变法,继续因循守旧,苟安度日,中国必致“亡国”,皇帝和大臣将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煤山之祸即在目前。”然而,把持中央和地方实权的慈禧统治集团,是一批对国内外事务昏庸无知,在多次对外战争失败以后,仍不能从中汲取教训,睁开眼睛看看世界,依旧泥古不化,恪守祖宗家法,反对变法维新,抱定“吾有产业,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丛刊《戊戌变法》,第268页。)的卖国宗旨,图饶□得苟安。

style="font-weight: bold;">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 。

反对改革

1875年同治帝崩逝,慈禧太后择其年龄仅 四岁的侄子爱新觉罗·载湉继位,年号光绪 。

光绪帝是有心变法的,但他及其亲信官僚并未掌握清政府的实权。他曾叹息说:“朕有意振兴我国,奈不能自主。”(徐柯等:《清稗类抄》第5册,宫闱类。)“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清史稿·孝钦显皇后传》。)作为有为的明君,光绪帝不甘心处于无权的傀儡地位,企图摆脱“后党”的控制,冲破慈禧和顽臣们的阻力,毅然支持资产阶级维新派推行新政,企图利用变法维新摒斥“后党”,扩大皇权。所以,中日甲午战后,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和“帝党”结合起来,形成了维新的政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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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正式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锐志更张,出于“不甘作亡国之君”,坚定信念。他说:“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丛刊《戊戌变法》于是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这可以说是一篇政治宣言。诏书中说到了 “变法自强”,并有肯定“西学”的话,(丛刊《戊戌变法》几月之内,光绪帝“维新之诏联翩而下”,宣告了这次政治改革运动匆忙的开始。光绪帝接连下了一百多道新政的诏令,真正见诸行动的,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同时规定,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取消多余的衙门和无用的官职。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

政治方面:澄清吏治,广开言路,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改定法律规章,取消重叠闲散的官僚机构,裁汰冗员。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 。历时103天,戊戌变法也称百日维新 。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设立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奖励创造发明,编制预算决算,整顿财政,令旗丁各习四民之业,以资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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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采用西洋兵制,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实行团练。

戊戌变法是一次具有爱国救亡意义的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

文化教育方面:设立学堂,提倡西学,废除科举制度,以策试代替八股,取消各地书院,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翻译局,允许自由办报纸和创立学会,奖励科学著作,派人出国游学游历。

第一:慈禧太后自始至终都在支持维新变法

除了以上这些经过诏令颁布推行者外,在这期间,康有为还曾几度奏请“开国会,立宪法”。终因当时阻力太大,没有象其他措施一样发布诏书施行。在维新派的努力下,十九世纪末中国确实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上自朝廷,下至士人,纷言变法,” “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活跃政治局面,大有百废俱兴之势,“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而待。”外国人也大加赞颂,“以为新中国即将出现。”时人描写说:“至戊戌春康君入都,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丛刊《戊戌变法》,第249—250页。)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后来回顾说:“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沸。不可迫抑也。”(丛刊《戊戌变法》,第156页。)

实质上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并未真正亲政,实权还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中,慈禧此时只不过是暂居幕后。由于甲午中日战争战败,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了凝聚民心,慈禧太后有意支持光绪维新变法,以昭示“新朝要有新气象” 。

这次变法维新,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要不要变法;二是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三是要不要废除八股文和提倡新学。但是,这场改革运动,还没有等光绪帝来得及对封建顽固势力采取较大的冲击时,就触动了他们的神经,顽固派、洋务派和守旧势力,已经集结在慈禧的周围,上下聚谋,形成一股反对和阻挠维新变法的强大逆流,对新政使出了种种毒辣的手段。

第二: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权力斗争,而非政治主张不同

第一、诬蔑维新变法为“辩言乱政”“人心不古,世道同衰”。对维新派提倡向西方学习,仿日、俄等国变法的正确主张和措施,斥之为“卖国之预谋”,是“汉奸之尤”,“邪说诬民”;攻击维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咒骂变法维新思想是可怕的“异端”、“邪说”,胡诌“祖宗之成宪俱在”,是治国安邦之道,只能遵守不变,否则便是违天背理,祸害国家。叫嚣“天下之祸,不在夷狄,而在奸党”。(曹廉《元书》卷102上,第8页。)以不惜出卖“祖宗之地”,来维系其“祖宗之法”,妄图继续使中国“甘宁固陋以受制于人”的时代。地方上的地主豪绅也竭力攻击维新思想是“无父无君之邪说,广诱人心,为乱臣贼子布置党徒,以遂其私图,……悖评之言,不一而足”。(丛刊《戊戌变法》,第501页。)维新变法的一切措施,在慈禧一伙的心目中,是等于颠覆、破坏清王朝的“一统天下”。认为光绪帝存心要拆毁“祖宗辛苦经营地打下来的统一江山的基础”,她“永远不能同意”,恨不得一口把光绪帝吞下去,散布流言蜚语,准备伺机扑杀。

戊戌变法是由一帮没有太多的署国理政经验的文人,凭着一腔爱国图强的热血,鼓动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搞起来的。

第二、反对维新变法最力的是中央的枢臣大吏。康有为联名的第一、二、四次“上清帝书”,均被守旧大臣阻止,未能上达。大学士刚毅曾于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指责维新变法。他说:“当戊戌五、六月间,皇上言改革,举朝言改革,民间言改革,而彼独悍然曰:‘吾誓不改革。’”表示“痛心疾首于新政,必尽罢之而后快。”(丛刊《戊戌变法》,第486、268页。)大学士徐桐甚至无耻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丛刊《戊戌变法》,第419页。)李鸿章、奕□等人也相随附和。李鸿章对维新派非常蔑视,曾向慈禧说:“此曹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丛刊《戊戌变法》,第467页。)奕□在临死之前,还对光绪帝说:“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也。”(丛刊《戊戌变法》,第358页。)在地方上督、抚、布按等封疆大吏、地主豪绅等守旧势力,对“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多数人反对,不执行改革的各项谕旨。一是“敷衍塞责,任意迁延”。二是置若同闻,不予理采。凡遇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丛刊《戊戌变法》,第336页。)廷臣以为不便者,“多依违其间,口不言而腹非。”(丛刊《戊戌变法》,第359页。)中央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唯一人而己。地方上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尚真心支持新政外,无论中央与地方,“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怕;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与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丛刊《戊戌变法》,第278页。)

变法之初,众人凭着满腔热情,改官制,办新学,习新政等等,却因没有掌握军国重权,无法落实。而且,有些与当时的国情脱节,同时,又因少年气盛,渐渐失去了一帮子起初对他们抱着希望大臣的信任 。

第三、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反对变法维新。为了抵制和阻挠变法维新运动,国内洋务派与顽固派和美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了猖狂的反扑。这年,张之洞写的《劝学篇》,便成为这一时期对抗变法维新思想的反动代表作。在《劝学篇》中,他着重地攻击维新派的根本主张,即“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连篇累牍地敷陈大地主、大买办的伦理纲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滥调。此书受到慈禧统治集团的重视,说它“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慈禧下令颁发全国,并要求各省督抚、学政“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拒厄言。”(丛刊《戊戌变法》结果,《劝学篇》 “挟朝廷之力而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帝国主义者对这本书也大为吹捧,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一九○○年,纽约出版的英文本,还加上一个“中国唯一的希望”的标题。这就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共同反扑变法维新运动的反动面目。有人曾尖锐地指出,张之洞作《劝学篇》,是“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以顾一家。”(《劝学篇》书后,《新政直论》五编,第1页。)

后来,他们的过激方式和不成熟,行事不懂“守藏”,偏离“中庸”,渐渐地开始令朝臣们感到失望和“不可依靠”来,这样,从支持到怀疑,从怀疑到对几人举止躁切的不满。

计谋破坏

加上,几人又不知为人处事的变通和策略,竟与朝廷中几位执掌军国的大臣公开为敌。 比如李鸿章等一帮元老,其实,当初也曾热情支持他们搞变法的。还曾托人求情地想送他们一些变法维新所需的经费表示支持。谁知,他们根本不肯给人家这个面子,由此也得罪了一大部分人脉。

维新变法从尝试开始到进入高潮,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和洋务派官僚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抵制和破坏。

另外,朝中大臣荣禄咨询怎么才能使变法成功?维新人士竟然当着群臣百官的面说:“先杀一帮子大臣,变法成矣!” 这话让人听着,感觉原来变法竟不是为变法图强,怎么有些像要发动政变的意思?而且,还要公然和一帮子元老大臣公然宣战吗? 而此时,光绪和一班变法志士其实手中并无什么权力 。这种情况下,不仅不知发起联盟搞统一阵线反而处处与人为壑 ,也显见光绪和维新志士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一是扫除维新派在清廷的势力和影响,启用亲信,控制军政实权。光绪帝“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即六月十五日,慈禧指令光绪帝下谕,免去“帝党”翁同和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职务,驱逐回江苏原籍。翁为光绪帝师傅,这一举动,剪除了维新派在朝廷上的一大支柱,切断了康、梁等人和光绪帝之间的一座桥梁,造成了维新变法运动发展的困难。同一天,慈禧又迫使光绪帝下谕“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格端佑康颐临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顶,及补授文武一品,既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摺后,恭诣皇太后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军臣,亦一体具奏摺谢。”慈禧本来已经“撤帘为政”照例不再召见臣工。这一违反常例的规定,目的在于把用人大权抓到她自己手里,防止守旧大臣被罢黜和维新派骤跻高位。这天,慈禧还强迫光绪帝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下谕着直隶总督王文韶入京。不久,荣禄便由署理而实授,并加文渊阁大学士衔,统率甘军、武毅军、新建陆军“三军”。这是慈禧控制军权,手握屠刀,待机而动的阴险措施。

戊戌变法开始之时,实际上当时清廷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反对变法的政治集团,而是因为康有为、梁启超想借助戊戌变法夺取权力,安插自己的人,导致了一部分人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 。

二是制造事端,对新政发起反扑。太监李莲英对维新派极尽诬陷之能事。他深得慈禧宠信,眼中根本没有光绪帝,而且恨之入骨,“日进谗言于面,言皇上有怨望之心,”致使“西后废立之谋日蓄于胸。”(丛刊《戊戌变法》,第256页。)这时,慈禧听信李莲英的诬告,制造一起原来派去监视光绪帝,后来转变支持光绪帝推行新政的太监寇连才被害的冤案。杀寇就暗示警告维新派,这是慈禧破坏变法维新运动的信号,既除了心腹之患,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又对光绪帝和维新派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其实,自甲午败辱之后,朝廷民间,百官百姓,俱已感到洋夷四逼的危机,坚船利炮的厉害。清知中国的落后,确乎急需奋起而追。而且,当时,不管是保守派还是维新派,众人都很支持变法。因为,没有几个人真心希望中国被洋人灭亡的。也都明白中国需要什么,是时的朝野上下,其实,无不渴望革新图强。

三是禁止西学传播,焚毁新书,查禁报刊,封闭学会,驱逐维新派人士。从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起,变法维新的行动就遭到破坏。一八九五年秋,京师两地强学会成立不久,李鸿章指使杨崇伊弹劾为“植党营私”,攻击《中外纪闻》鼓吹西学,背叛“圣教”,请求严禁。北京强学会随即被查封,《中外纪闻》也被禁止发行。张之洞查封了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在长沙解散了南学会,挤走了皮锡瑞,时务学堂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等被迫离湖南。时人指出,“皇太后临朝训政,中外日报纷纷议论,辄谓中国仿行新政,甫露萌芽,忽被皇太后所阻止。”(丛刊《戊戌变法》,第362页。)

第三 、袁世凯没有告密,戊戌变法失败跟他没有关系

四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使“帝党”和维新派失去防范。面对“帝党”与维新派结合起来推行新政,慈禧变换了手法,在容忍变法的幌子下,紧紧抓住清廷的军政实权,以待变法激怒了一切腐恶的社会势力时,再一举扑灭维新运动。慈禧的亲信荣禄就不打自招地这样说:“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到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丛刊《戊戌变法》这一计谋迎合了慈禧扼杀新政的需要。于是,慈禧才假惺惺地对光绪帝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苟可致富强者,儿可自为之,吾不内制也。”(丛刊《戊戌变法》,第464页。)光绪帝和康有为等人轻信不疑,丧失警惕,不加防范,一旦大祸临头,惊慌失措,束手待毙。

袁世凯不属于洋务派 ,也不属于顽固的保守派。只是天津的一个总兵 ,他和翁同龢一样都是戊戌变法的支持者 。

血腥镇压

告密的说法,让袁世凯背负千古骂名 。但后来一些资料及历史研究者发现,戊戌变法的失败并非是袁世凯告密的结果 。慈禧太后9月19日发动的“戊戌政变”,而袁世凯向荣禄见面的时间是9月20日晚 。这样看来 ,袁世凯见慈禧太后和19日发生的政变并无关系。

4166am金沙,清廷的当权官僚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慈禧与守旧势力联成一片,组成了反动的大本营,秘密策划,暗布机关,磨刀霍霍,并勾结沙俄帝国主义,谋求其外交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对维新变法运动进行残酷镇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戊戌变法的重要支持者翁同龢被罢官路经天津时,袁世凯冒险派人持函送礼,以示慰问之意。

举行兵变,密谋废弃光绪帝。

七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并通过徐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不断接触,表示自己对变法事业的关切。

守旧党刚毅,王文韶、裕禄等人认为,要扼杀维新变法,“必先求得慈禧之助,更须与荣禄联合。”慈禧在发动政变前,命令怀塔布、杨崇伊往天津、与直隶总督荣禄密商,预定十月间(10月19日,即农历九月初五日),慈禧偕光绪帝到天津阅兵时,荣禄将举行兵变,废弃光绪帝。维新派也知道这是“废立之举”,但毫无准备,深感大祸临头。九月十六日,也就是在光绪帝已发出求救的危急时刻,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赏以待郎衔,专办练兵事宜。袁被接见后,一面上奏折感谢皇帝的重赏,并表示力图报效;一面又立即解令顽固军机大臣刚毅,以求得后党的谅解。维新派本身脱离人民群众,又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拿不出什么切实可行的对策,便想把掌握新建陆军的袁世凯拉过来对付荣禄,并幻想得到英、日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以挽救败局。但是,当时由于维新派对袁世凯的两面派咀脸,缺乏认识,甚至还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九月十九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带着极端危险的侥□心去到袁世凯的寓所。谭嗣同曾先说了几句试探的话,问袁世凯是否知道天津阅兵的密谋。接着便把来访的目的坦率地说了出来。要袁世凯带兵杀荣禄,即调一万人星夜入颐和园,捉拿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等人入刑部监狱,以救皇上,可以立下很大的功勋。并以手抚摸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你不愿救皇上,向那拉氏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狡猾的袁世凯激昂地说:“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同的‘圣主’,救护的责任是你的,也是我的。”还说:“阅兵时,如果皇上迅速跑到我袁某的军营里,杀一个荣禄就象杀条狗一样”。(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第108页。)同时,又借口事机紧迫,须立即回天津部署。谭嗣同以为策划已经成功,便满意地告辞了袁。九月二十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袁也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当晚,他急忙赶回天津,到总署衙门向荣禄告密。荣禄得到袁密报,立即连夜专车进京,往颐和园面告慈禧,维新派被出卖了。慈禧感到自己有被劫持危险,当即决计提前下毒手。二十日凌晨,慈禧带大批随从,自颐和园赶回皇宫,先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慈禧即以光绪帝名义下一谕旨,“言帝得病甚重”,对外则诡称光绪帝“有病不能亲政”。(丛刊《戊戌变法》,第329页。)当时,北京谣言四起,都说光绪帝病重,一说患淋症,二说患腹泻症,三说患遗精病,四说患咳嗽症。有人问及此事,都说来自内务府太医院传出,确凿有据,“实则皆西后与荣禄等有意造此谣言,预为她回弑君害计也。”(《满清稗史》《戊壬录》卷下,第651—652页。)光绪帝想乘机外逃,有内监六人引路,被发觉后,六监捕获,与谭嗣同等人同一天被处决。按照慈禧的意旨派出心腹太监十余人昼夜“监视行状,于是帝始不能自由”,成为阶下囚。消息传出后,驻华各公使到总署警告并派出法国医生入宫验看,谋害光绪帝的阴谋未能得逞。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破格提升他为候补侍郎,继续专办练兵事务。

屠杀和搜捕维新派人士。大政变发动前几天,杨崇伊赴颐和园向慈禧递揩呈请“训政”,此揩上后仅三天,而政变成功,慈禧第三天“临朝训政”(所谓“训政”,是“一切事件只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又恢复了她的“一统天下”。任命她的亲信戴漪、荣禄、启秀等为军机大臣。接着,她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屠杀维新派人士。九月二十八日,不经审讯,在北京菜市口杀害谭嗣同、刘光帝、林旭、杨秀深、杨锐、康广仁等六人,时号为“戊戌六君子”。

第二天,在袁世凯进宫谢恩时,光绪帝夸奖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这其实是在暗示他以后不要受荣禄的节制。

那时,“天天抓人,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丛刊《戊戌变法》,第327页。)北京城内缇骑四出,风声鹤唳,可以说是“鸡飞蛋打,连根拔净,”大有将与维新有关的“帝党”分子一网打尽的趋向。这种情势,沙皇俄国表示赞助,但英、日两国都大为不满。慈禧统治集团在英、日的干涉下,不得不稍稍收敛了恐怖政策。“后党”暂时不敢将光绪帝废黜,并佯示宽大,将张荫恒、李端□等遣戍新疆,徐致清、陈宝箴、张元济、江标、宋伯鲁等革职,永不叙用。翁同和加重为“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吏严加管束。”慈禧还用“气毙”刑(即用七尺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太监的口鼻耳封闭,然后再用杖刑责打而死),把光绪帝宫中给维新派通风报信的太监处决多人,惨无人道。一场反动恐怖的政变,暂告平息。

八月初三日,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就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场。徐世昌是袁世凯的代表,袁世凯与翁同龢在戊戌变法之初就做出全力支持戊戌变法的承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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